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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肝重生:等待最焦灼 肝移植后花更多时间感受世界
来源:南方都市报 器官捐献一念生一生缘       发布时间:2018-01-08 14:50:56       
(原标题:换肝的他们 中山一院263位器官移植接受者相聚,感恩重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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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凡在巴丹吉林沙漠。
         接受肝脏移植手术之后,王凡更加珍惜生命,他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感受世界上。
        12月21日,263位器官移植接受者,聚在一起,用生日蛋糕集体庆祝新生。他们当中,有人曾两次移植,“肝龄”最高的人即将迈入第20年。他们的生命轨迹因此改变。“每一个器官移植的人,都有一段说不完的故事。”
焦灼
        王凡的老家在东北,跟赵本山同乡。命运曾跟这个自带幽默的人开玩笑。5年前的一次单位体检,他被查出肝硬化晚期。那年他46岁。
        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何晓顺的诊断简明扼要,从大出血到肝衰竭、肝坏死,王凡余下的生命年份将以个位数计算,肝移植是续命的唯一途径。
        排队等待器官的过程,焦灼而未知。每天,他都在网上查询肝移植手术的相关知识,从一无所知到成为肝病“专家”,为自己的疾病做判断、风险评估。
        因为怕消化道出血,王凡被医院反复叮嘱,饮食忌冷也忌热,“感觉什么都不能吃”,肚子因腹水而鼓胀,白蛋白严重偏低,王凡时常高烧不退,打嗝不止,严重时连续打嗝超过30个小时,无法正常饮食及入睡,那种滋味,“可难受了,死的心都有了”。
        “医院说要给我摘脾脏,我的心都凉透了。”聚会的前一天,王凡刻意翻开了5年前这天的日记,里面如此记载。
        病情几番加重,王凡甚至写好了遗嘱,交待身后事,细致到家里的房子租给谁了,买了什么股票,按揭贷款还有多少。看到遗嘱的妻子,绝口不提,揣着明白装糊涂。
        曾面临同样焦灼的,还有黎敏和蒋伟。黎敏在2002年进行了第一次肝移植手术。两个星期后,命运再轮回,因血管堵塞,她重新返回医院,继续排队等器官,每天打针,一住竟是一年,体重从130多斤掉到90斤,“真没想到,还要来上第二次。”
        不是每个人都能排上这个生命的队伍。事实上,等不到器官的,是大多数人。“在病房时,有的人等着等着就没了。”因为肝硬化,蒋伟消化道出了五六次血,危在旦夕。
        “那种日子过的……”和王凡同时住院的人,有人已经花费了上百万元,两个病友相继离去。谁也不知道,下一刻是熄灭还是重生,“谁能说得清楚”。
        用王凡的话说,他已经做好了“牺牲”的准备,“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”。
移植
        漫长的半年过去了。2013年2月19日,大年初十,11点15分,王凡的记忆精确到分钟。他的手机响了,电话那头是何晓顺。他说,有一个家属同意捐献脑死亡丈夫的“O”型肝源,给王凡20分钟的考虑时间。
        脑子快速闪现,“猜测是谁的肝源,他多大年纪,肝脏质量如何”。一切皆未可知。他迅速拨打了多个电话,分别给熟悉的医生、同是医生的妻子的姐姐,还有妻子、儿子、弟弟等,最终下定决心赴广州做移植手术。回复何晓顺后,王凡还不放心,郑重地给他再发了一条短信,大意是:今天手术很复杂,希望您能统筹协调好。
        9个小时后,王凡被推进中山一院的6号手术室里,恍惚一看,身旁围绕着10多名医护人员,“我都蒙了”。在一个带有冰块的塑料盆中,捐献者的肝脏就摆在王凡旁边,比一只手还大点,器官的血管处系了很多细线,呈紫色,他记得真切。沉睡前,王凡看到手术室里的钟,定格在21:58,他还在想,“是不是我的生命就此定格”。
重生
        隔天早上8点多,王凡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醒来,全身插满了十多条管子,身体里,已住着他人的肝脏。
        手术进行了8个半小时,何晓顺及其他医生忙了整整一夜,妻儿也在冬季的寒风中,守了一宿。
        后来听妻子说,他被摘除的肝脏,已经变得很小、很硬,有很多大小不等的结节,像菠萝一样。当天被转入普通病房后,王凡异常兴奋,不断给很多朋友打电话,告诉他们,自己手术平安顺利。
        术后第七天,他开始吃稀饭和水果汁;第14天,可以独立走很远的路程了;第16天,伤口全部拆线;第17天,办理出院手续,高高兴兴回到温暖的家。
        他重获新生了。换肝后的王凡,生活悄然变化。
        以往应酬颇多的他,在器官移植的当年,办了张健身卡,“我告诉自己,从这天开始,每天都不能停”。刚开始,每天在跑步机跑上五公里,最后两三公里,人是虚脱的。身体机能逐渐恢复。周末,他一般会打羽毛球、爬山,偶尔徒步几个小时,还先后参加了泰国普吉岛潜水、自行车公路赛等活动。
        2014年底,王凡驾驶越野车,到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参加沙漠挑战赛,在腾格里沙漠住帐篷露营,穿越巴丹吉林沙漠,赴甘肃、青海,走出了460公里的无人区,见到了野狼、石羊、野牛、野鹿,观赏到了世人难得一见的“八一冰川”及“哈拉湖”,“既惊险又刺激”。
        五年来,他走了近20个国家,看遍人间美景。朋友圈原创内容无外乎旅游、健身。“第二条生命是别人给的,让我有再多活几年的机会,怎么能不珍惜呢?”
        他也彻底改掉了脾气,对任何人都保持友善,不斤斤计较,加入很多微信群,一到周末几家人小聚,吃饭抢着买单,微信中见到筹款的困难患者,30或50元,他都会给予资助,“这五年,我没有跟人发过一次脾气,生活中遇到大风大浪,凭着良好的心态基本上都迎刃而解了”。
        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工作的他,撰写了多篇各类经济分析及研究报告,获得省市奖励。
        王凡甚至成了器官移植的“宣传员”。曾有两个患者,对移植心存畏惧,主治医生联系了王凡,由他当说客,“我劝他们,你这一步迈出来,就彻底迈出来了”。
        黎敏和蒋伟也在移植后获得新生。今年,43岁的蒋伟,有了第二个孩子,凑成“好”字。
感恩
        如果不是红色马甲作标记,在中山一院第七届肝、多器官移植“移友”交流会上,这个群体看起来和常人无异。263人中,年龄最大的已73岁,最小的才6岁,“肝龄”最高的即将踏入第20年,20多人移植已超过10年。
        “器官移植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,但捐献者仍杯水车薪,二三十个需要移植的肾病患者,只有一个能接受移植。”广东是器官移植第一大省,何晓顺在会上,也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器官捐献。
        交流会前,“移友”齐刷刷站起来,为捐献者默哀1分钟。“他们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,把器官捐献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,我此生在内心中感恩。”
        王凡曾试着去寻找捐献者的家属,“很好奇,他/她是个什么样的人,是谁救了我。”王凡想过,把对方家属当成家人去帮助,但除了极少量的信息,他对肝脏的主人,仍停留在想象中。
        徜徉在希腊爱琴海岸时,王凡也会冒出一个念头,“我带着他/她,在全世界旅游。”黎敏也说,捐献者和移植者,是冥冥之中的“缘分”。
将来是否也愿意做一个捐献者?
        王凡的回答是肯定的,其他人也如此,“将来我不在的那一天,谁需要用,谁就拿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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